华裔文学研究从一开始就试图厘清华裔文学的范畴。

但一直以来这是一个悬而未决、引起争议的专业学科问题。有的人认为应该以地理与国籍来界定华裔文学这一学科，如华裔作家与评论家赵健秀主张那些在“美国生美国长”的才能算是华裔作家，有的则以文化属性界定，认为应该是以Chinese来修饰American，即应该是以华裔美国人来取代美国华裔或美籍华人；有的美国评论则在“美国的”界定外强调中国血缘；也有的人强调了语言的标准。于是在美国的华裔文学研究中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以赵健秀的标准来看，林语堂和张爱玲等一大批作家不归属于华裔文学的范畴，而张敬珏的《亚裔美国文学研究目录》则收录了林语堂、张爱玲、黎锦扬、聂华苓、于梨华和陈若曦等作家，新近出版的《哥伦比亚美国文学史》专门有华裔文学一章，其中也收录了林语堂和张爱玲，其中所列举的书目不但包括了他们在美国以英语创作的作品，也包括了他们在赴美前在大陆以中文创作的作品，对于他们中文作品的英译，则策略性地认为是一种“创作”，如认为张爱玲小说的英文版都是由她本人操刀翻译或改写，因此“当属创作作品。英文本《金锁记》讲述一个上海滩背景的中国故事，使用中文式的对话、叙述和描写，是为了取悦于英语读者，而且，张爱玲对英语轻车熟路使她能够将英语口语与传统而现代的意识织入小说之中。”(P.547)显然这些界定根本上都牵涉到作家身份的认定。作家身份界定的复杂性正如美国华裔文学专家林英敏所言，“是一个既简单又异常复杂的问题。是以种族、国籍、性别、出生地、死亡地、最长久的居住地、职业、阶层、人际交往、个性特征、身型、年龄、兴趣、宗教、星相、工资收入、自我认定还是别人的认定来确认身份 答案可能是无数的。”(P.104)美国纽约大学的巴宇特也认为：“‘国家’的政体、民族、种族以及语言地理上的意义在‘留洋文学’及其相关的‘海外文学’中是极其混乱的。这在用外文写作的作品中尤其明显。”采用一种单一的标准显然是不可取的。“如果非要以‘中国’、‘美国’来定位一个作家……所谓‘国家/民族’在海外作家里是很难界说的。‘落叶归根’和‘落地生根’的二元对立，很难概括表与实、内与外、疏与离等等复杂情况。”如果仅采用地理的与国籍的标准，则无法界定像林语堂、张爱玲和陈若曦这样的作家，还包括像赛珍珠这样的双重国籍作家。而仅强调他们的写作地，也无法界定像陈若曦和聂华苓、白先勇这类在美国写作其作品却主要在大陆和台港传播的现象。如果以语言来界定情况就更为复杂。无庸置疑，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其在身份认定中的意义是巨大的，但文学史的一些例子告诉我们，语言标准同样是含混不清的。例如印度与一些像阿尔及利亚这样的非洲国家，由殖民主义造成的一种现象是一些作家使用了殖 的语言进行创作，事实上这部分作品并没有成为“外国文学”，像泰戈尔的英语写作同样是印度文学的。一个民族常常包括了一些更为小的民族成份，因此，在一个统一的民族里各个不同民族也有使用本民族语言进行创作的权力，在一些现代民族国家中这些不同的民族语言使用的比例甚至是相近的，这种在一个民族国家中有多种民族语言共存是民族融合进程中的必然产物。例如瑞士文学就包括了比例相近的意大利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即使在美国也存在着双语问题，英语并不是美国宪法规定的国语，在加利福尼亚还有不少人选择了西班牙语为他们的日常语言。也有人主张，以文化向度为参照策略性地界定看待华裔文学。持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对于华裔文学所栖居其中的海外华人社会来说，与中国相联系的不是外在的因素，如国籍、职业、出生地等等，甚至也不仅仅是语言的，而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命脉。中国不仅仅体现为一种国体与制度，而是中国文化归属，一种民族的文化归属。古老的民族文化在历史进程中发展形成的伦理价值不会轻易随着外在物质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国籍的改变并不意味着文化身份的改变。将文化国家作为地理与政治国家的一种替代，认为“中国人Chinese在英文里是一个文化的观点”[7](P.149)更是海外儒学传播者提出文化中国的认识基础。但是从文化传统出发而强调中国的视角，又可能与华裔文学所处的历史与现实语境产生出入。因此，有人将华裔文学放在美国文学的框架内，声称“有些人把汤亭亭作品中所呈现的传奇误认为正确的中国神话”进而又走入一种极端，认为“有些中国学者根据华裔美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忠实程度来加以评断，而华裔美国文学作家其实并无意于只是复制或承继中国的文学传统。有些人以高高在上的态度来对待华裔美国文学，把它当作‘分支’(branch)，‘旁支’(offshoot)，或者更糟的是，把它当成中国文学的变种(aberration)——而不是完全分离的另一种文学(a separate literaturealtogether)。我认为最好是著眼于华裔美国作家如何转化中国的故事，而不是亦步亦趋地呈现。”[8]不难看出，种种争论牵涉到一个文化殖民主义的问题，将身份认定问题放入西方霸权话语、东方主义的讨论中，将使华裔文学的研究更为复杂；同时也使华裔文学颠覆美国主流文化对美国少数族裔的初衷扩大化与复杂化。